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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可能性，重返10%以上的高增长。

从经济改革来说，有些改革项目重在有序推进。其次，随着中国一般技术水平跟西方国家相接近，用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的办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就变得不大可行了。

比如金融领域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进度甚至比原来预想的还快一些。大家都在讲新常态，但它的内涵和外延却十分模糊。保就业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这种观点从学理上说有点问题，就是把就业情况和GDP增长之间的关系看成是线性的。我最近在和一些上海学者进行交流中得到很多启发。第四，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而信息产业从本质上说，或者说它的主要成分，就是服务业。

在我看来，如果说西方国家资产负债表缺陷的主要成因是高消费和高福利，东亚国家的杠杆率过高则主要是由于企业和各级政府借债投资造成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以上这些有利于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缩减，有的正在消失。第一项改革是2012年从上海开始、接着很快在全国推开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改革。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在当前情况下应当采取的方针，就应当是在采取措施保证经济不发生崩盘、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条件下，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推进改革上。这完全不是经济学的思考方法。但是总体情况还是不错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做的是去杠杆化，控制和消解风险，而不是再做加法，采取刺激的办法提高杠杆率，这将使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加大。

营业税由于存在转移价值要重复征税的问题，是一种妨碍分工深化的税种。运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所得出的政策结论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所谓或有负债，是在资产负债表上没有记载，却早晚必须偿还的负债。我认为这一套分析有重大的缺点。它必然要过渡到一种新的常态。第四，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清盘或者在破产保护下重整。

大体上在两点上比较一致：第一是GDP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甚至中速增长转换。因为增长有个结构问题，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就业可能超过1%，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就业可能不到1%。这种变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发展服务业，它却发展不起来，为什么这两年突然发生了改变呢？总结来看，就是我们从十八大前开始、十八大后更进一步推广的两项改革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2013年服务业进一步提高了增长率，第三产业第一次成为中国的第一大产业。

还有一项重要的改革项目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的实验。在这方面，我们要汲取日本的教训。

过去中国对发达国家有大量的净出口，第一是因为在高消费、高福利导向下，西方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在储蓄和投资之间有很大的缺口，需要靠从发展中国家净出口来填补。其余的方案还没有看到。

坚定有序地推进改革，保证合意的新常态得以确定 对于全面深化改革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当前应当把提升增长速度，还是应当把推进改革放在优先地位，学术界和经济界一直有争论。所以，总而言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效率的要点，就是要发展服务业。我认为他们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第一，让农民工变成市民，成为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我们必须选择一定地区进行适应下一步世界贸易和投资规则升级的改革试验。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先是国家计委提出需要进行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

我们过去大量投资建设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长期就业数量并不大。这样，我们就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增长速度下降过程中，效率没有改善，原来由GDP数量扩张所掩盖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而且会造成减速过快，加剧经济社会矛盾。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在国内市场上也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维持8%以上的GDP增长率，因为要保就业。

因此，仅有增长减速而没有增长质量的提高，并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一种常态。经济学考虑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资源具有稀缺性，做了这样就不能做那样，因此有一个选择的问题。

例如有人说，城市化可以使消费需求提高，因为农民进城以后消费需求会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只要加快城镇化，消费需求就提高了。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正面效果愈来愈差，负面效果愈来愈大，这使许多人认识到它不是个好办法。控制和消解风险，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中国宏观经济当局的负责人都在讲话中指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虽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风险，但总体上是可控的。服务业的发展曾经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

只要采取正确的措施，系统性风险是能够避免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效率的提高。

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两项改革仅仅是全面深化改革序幕期间的小试牛刀，虽然它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效率的问题，但是小试牛刀尚且能够起这么好的作用，应该增强我们对于改革能够解决问题的信心。

第三，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而增加劳动者收入的首要办法，就是发展生产，提高效率。

除了采取以上这类堵塞漏洞、释放风险的措施，还应当辅之以宏观经济当局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适度的短期调节。因为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一个好的经济社会体制，才能优化结构，转变方式，确立由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速增长的新常态。另一方面，开放使我们能够通过引入外国的设备和技术，很快地提高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据计算，其中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就高达几万亿元。

1986年发生内需不足的问题以后，日本政府为拉动经济增长，启动了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结果酿成了最后的大崩盘。2009年以后，用4万亿投资（两年）和10万亿贷款进行刺激，结果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

现在看来，这显然是一种误解。所以要增加劳动者消费需求的前提，是增加他们的收入。

还有一些其它的次要因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对于建设中国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带有基础性的意义。